旻天疾威,天笃降丧,瘨我饥馑,民卒流亡。
我居圉卒荒。
天降罪罟,蟊贼内讧,昏椓靡共,溃溃回遹。
实靖夷我邦。
皋皋訿訿,曾不知其玷。
兢兢业业,孔填不宁,我位孔贬。
如彼岁旱,草不溃茂,如彼栖苴。
我相此邦,无不溃止。
维昔之富不如时,维今之疚不如兹。
彼疏斯粺,胡不自替,职兄斯引。
池之竭矣,不云自频,泉之竭矣,不云自中。
溥斯害矣,职兄斯弘,不烖我躬。
昔先王受命,有如召公。
日辟国百里,今也日蹙国百里。
於乎哀哉,维今之人,不尚有旧。
此诗是《大雅》的最后一篇,它的主题,《毛诗序》以为是“凡伯刺幽王大坏也”,与前一篇《大雅·瞻卬》的解题一字不异。这种情况在《毛诗序》中并不多见,说明《召旻》与《瞻卬》的内容是有关联的。从诗的开头看,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,《瞻卬》首两句是“瞻卬昊天,则不我惠”,仰望茫茫上空,慨叹老天没有恩情,《召旻》首两句是“昊天疾威,天笃降丧”,悲呼老天暴虐难当,不断降下灾祸,两者语气十分相似,只是《召旻》的口吻更激切一些。周幽王宠幸褒姒,斥逐忠良,致使国家濒于灭亡,所以诗人作《瞻卬》一诗刺之;周幽王又任用奸佞,败坏朝纲,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,所以诗人再作《召旻》一诗刺之。
此篇共七章,句式基本为四字句,但也有三字句、五字句、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。首章一开始就责天,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。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,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,天子政治清明,自然风调雨顺,天子昏庸暴虐,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;所以“天笃降丧”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。这样,百姓受饥馑荼毒,流离失所,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,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,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,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。
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。“天降罪罟”义同上章的“天笃降丧”,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,当然仍是意在斥王。这一句与前一篇《瞻卬》的“天之降罔(网)”也是同义的,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。然“蟊贼内讧”,勾心斗角,败坏朝纲,是昏王纵容的结果,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,这也可见“天降罪罟”实在的意思应是“王施恶政”。“昏椓靡共,溃溃回遹”二句,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,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。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,不认真供职,昏愦邪僻尽做坏事,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,但这还不够,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:“实靖夷我邦”——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!读到此处,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。
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,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,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。上章有带叠字词的“溃溃回遹”句,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“皋皋訿訿”、“兢兢业业”,一毁一誉,对比鲜明,不啻有天壤之别。“曾不知其玷”,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?可谓明知故问,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,虽方式不同,但照样刺得很深。而“我位孔贬”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,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,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。身为士大夫,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,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,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精神境界那么高,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。
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,以天灾喻人祸。引人注意的是两个“如彼……”句式,一般来说,下一个“如彼……”句之后,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,但这儿“草不溃茂”既是上承“如彼岁旱”的说明性文字,又是下应“如彼栖苴”的说明性文字。也就是说,照例是“如彼岁旱,草不溃茂;如彼栖苴,草不溃茂”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,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,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,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,而是他的妙手偶得。此章末两句“我相此邦,无不溃止”,诗人说:我看这个国家,没有不灭亡的道理!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,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。但历史告诉人们: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,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,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,觉悟便也毫无意义;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,他们的所作所为,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。
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,前面两句,是颇工整的对偶,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,“不如时”、“不如兹”单独成句,亦可。“富”与“疚”的反差令人伤心,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,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,“彼疏斯粺,胡不自替”,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,却尽干坏事,不肯退位让贤。这两句令人想起《魏风·伐檀》的名句:“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。”
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,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(“如彼岁旱”、“如彼栖苴”当然也可视为用了“比”的手法,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,虽有“如”字而无“比”意),清代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以为“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,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”,可备一说。这数句用意一如《大雅·荡》末章“颠沛之揭,枝叶未有害,本实先拨”(大树推倒横在地,枝叶暂时没损伤,但是根断终枯死)数句,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,迷途知返,否则小祸积大祸,小难变大难,国家终将覆亡。“职兄斯弘”句与上章末句“职兄斯引”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,不惜重言之,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。而“不烖我躬”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。诗人反问:灾难普遍,难道我不受影响?意在向王示警:大难一起,覆巢之下岂有完卵?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,快清醒清醒吧!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。
于是,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,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,挽狂澜于既倒,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。这一章中,昔日“辟国百里”与今日“蹙国百里”的对比极具夸张性,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,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。最后两句“维今之人,不尚有旧”,出以问句,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,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,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。这一问,低徊掩抑,言近旨远,极具魅力。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,实滥觞于《诗经》中此类句法。
明代孙鑛认为,诗人其心苦、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,但全诗“不经意”中自有“奇峭”的特色。这是一篇好诗,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,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。清代李超孙《诗氏族考》认《大雅·板》之凡伯与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之凡伯为两人,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。而此篇何以取名为《召旻》,今人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此篇的题解说:“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,所以取名‘召旻’,以别于《小旻》(《小雅》中的一篇)。”这种看法比《毛诗序》解“旻”为“闵(悯)”要圆通。
此篇共七章,句式基本为四字句,但也有三字句、五字句、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。首章一开始就责天,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。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,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,天子政治清明,自然风调雨顺,天子昏庸暴虐,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;所以“天笃降丧”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。这样,百姓受饥馑荼毒,流离失所,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,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,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,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。
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。“天降罪罟”义同上章的“天笃降丧”,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,当然仍是意在斥王。这一句与前一篇《瞻卬》的“天之降罔(网)”也是同义的,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。然“蟊贼内讧”,勾心斗角,败坏朝纲,是昏王纵容的结果,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,这也可见“天降罪罟”实在的意思应是“王施恶政”。“昏椓靡共,溃溃回遹”二句,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,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。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,不认真供职,昏愦邪僻尽做坏事,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,但这还不够,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:“实靖夷我邦”——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!读到此处,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。
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,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,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。上章有带叠字词的“溃溃回遹”句,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“皋皋訿訿”、“兢兢业业”,一毁一誉,对比鲜明,不啻有天壤之别。“曾不知其玷”,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?可谓明知故问,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,虽方式不同,但照样刺得很深。而“我位孔贬”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,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,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。身为士大夫,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,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,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精神境界那么高,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。
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,以天灾喻人祸。引人注意的是两个“如彼……”句式,一般来说,下一个“如彼……”句之后,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,但这儿“草不溃茂”既是上承“如彼岁旱”的说明性文字,又是下应“如彼栖苴”的说明性文字。也就是说,照例是“如彼岁旱,草不溃茂;如彼栖苴,草不溃茂”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,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,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,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,而是他的妙手偶得。此章末两句“我相此邦,无不溃止”,诗人说:我看这个国家,没有不灭亡的道理!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,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。但历史告诉人们: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,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,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,觉悟便也毫无意义;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,他们的所作所为,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。
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,前面两句,是颇工整的对偶,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,“不如时”、“不如兹”单独成句,亦可。“富”与“疚”的反差令人伤心,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,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,“彼疏斯粺,胡不自替”,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,却尽干坏事,不肯退位让贤。这两句令人想起《魏风·伐檀》的名句:“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。”
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,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(“如彼岁旱”、“如彼栖苴”当然也可视为用了“比”的手法,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,虽有“如”字而无“比”意),清代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以为“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,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”,可备一说。这数句用意一如《大雅·荡》末章“颠沛之揭,枝叶未有害,本实先拨”(大树推倒横在地,枝叶暂时没损伤,但是根断终枯死)数句,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,迷途知返,否则小祸积大祸,小难变大难,国家终将覆亡。“职兄斯弘”句与上章末句“职兄斯引”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,不惜重言之,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。而“不烖我躬”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。诗人反问:灾难普遍,难道我不受影响?意在向王示警:大难一起,覆巢之下岂有完卵?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,快清醒清醒吧!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。
于是,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,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,挽狂澜于既倒,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。这一章中,昔日“辟国百里”与今日“蹙国百里”的对比极具夸张性,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,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。最后两句“维今之人,不尚有旧”,出以问句,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,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,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。这一问,低徊掩抑,言近旨远,极具魅力。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,实滥觞于《诗经》中此类句法。
明代孙鑛认为,诗人其心苦、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,但全诗“不经意”中自有“奇峭”的特色。这是一篇好诗,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,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。清代李超孙《诗氏族考》认《大雅·板》之凡伯与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之凡伯为两人,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。而此篇何以取名为《召旻》,今人程俊英《诗经译注》此篇的题解说:“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,所以取名‘召旻’,以别于《小旻》(《小雅》中的一篇)。”这种看法比《毛诗序》解“旻”为“闵(悯)”要圆通。
诗经的下一首
《菁菁者莪》
《诗经》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,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(前11世纪至前6世纪)的诗歌,共311篇,其中6篇为笙诗,即只有标题,没有内容,称为笙诗六篇(南陔、白华、华黍、由康、崇伍、由仪),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。
《诗经》的作者佚名,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,传为尹吉甫采集、孔子编订。《诗经》在先秦时期称为《诗》,或取其整数称《诗三百》。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,始称《诗经》,并沿用至今。诗经在内容上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个部分。《风》是周代各地的歌谣;《雅》是周人的正声雅乐,又分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;《颂》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,又分为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。
孔子曾概括《诗经》宗旨为“无邪”,并教育弟子读《诗经》以作为立言、立行的标准。先秦诸子中,引用《诗经》者颇多,如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庄子、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,多引述《诗经》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。至汉武帝时,《诗经》被儒家奉为经典,成为《六经》及《五经》之一。
《诗经》内容丰富,反映了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,甚至天象、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方方面面,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
《诗经》的作者佚名,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,传为尹吉甫采集、孔子编订。《诗经》在先秦时期称为《诗》,或取其整数称《诗三百》。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,始称《诗经》,并沿用至今。诗经在内容上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个部分。《风》是周代各地的歌谣;《雅》是周人的正声雅乐,又分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;《颂》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,又分为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。
孔子曾概括《诗经》宗旨为“无邪”,并教育弟子读《诗经》以作为立言、立行的标准。先秦诸子中,引用《诗经》者颇多,如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庄子、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,多引述《诗经》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。至汉武帝时,《诗经》被儒家奉为经典,成为《六经》及《五经》之一。
《诗经》内容丰富,反映了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,甚至天象、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方方面面,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