株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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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林

[先秦] 诗经
胡为乎株林?从夏南兮?匪适株林,从夏南兮!

驾我乘马,说于株野。乘我乘驹,朝食于株。
《陈风·株林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,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。
此诗之开篇,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、仪行父出行之际。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,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,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:“胡为乎株林(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)?”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,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:“从夏南(那是去找夏南的吧)!”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,又逼问一句:“匪适株林(不是到株林去)?”应者笑在心里,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:“从夏南(只是去找夏南)!”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,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,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。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,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“夏南”,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。发问既不知好歹,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;应对则极力挣扎,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。这样的讽刺笔墨,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。它的锋芒,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。
到了第二章,又换了一副笔墨。辚辚的车马,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;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,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。“驾我乘马,说于株野”——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,所以连驾车的马,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。到了“株野”就再不需要“从夏南”的伪装,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,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:“说于株野!”“说”,一般均解为“停车解马”,固为确诂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,解为“悦”也不为不可。“说(悦)于株野”,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。“乘我乘驹,朝食于株”——大夫只能驾驹,这自然又是孔宁、仪行父的口吻了。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,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,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:“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!”“朝食”在当时常用作隐语,暗指男女间的性爱。那么,它正与“说于株野”一样,又语带双关,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。寥寥四句,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,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,一下变得昭然若揭。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(我)的口吻,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,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。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。
诗经的下一首
《东门之池》

诗经

诗经》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,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(前11世纪至前6世纪)的诗歌,共311篇,其中6篇为笙诗,即只有标题,没有内容,称为笙诗六篇(南陔、白华、华黍、由康、崇伍、由仪),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。

《诗经》的作者佚名,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,传为尹吉甫采集、孔子编订。《诗经》在先秦时期称为《诗》,或取其整数称《诗三百》。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,始称《诗经》,并沿用至今。诗经在内容上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个部分。《风》是周代各地的歌谣;《雅》是周人的正声雅乐,又分《小雅》和《大雅》;《颂》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,又分为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。

孔子曾概括《诗经》宗旨为“无邪”,并教育弟子读《诗经》以作为立言、立行的标准。先秦诸子中,引用《诗经》者颇多,如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庄子、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,多引述《诗经》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。至汉武帝时,《诗经》被儒家奉为经典,成为《六经》及《五经》之一。

《诗经》内容丰富,反映了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,甚至天象、地貌、动物、植物等方方面面,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